根据国务院的通知，[18]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挂起钩来，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此项改革也因之称为工效挂钩。

梁晶晶：《贵州坚决杜绝类似躲猫猫事件发生》，《法制生活报》2009年3月11日。[46]2010年2月18日，王亚辉被公共机关带走，3天后其亲属被告知，王亚辉已在看守所内死亡。

[21]上官丕亮：《论生命权》，载杨海坤：《宪法基本权利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4页。[40]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我们的政治决策者在进一步减少死刑罪名方面，有更多的历史担当。应对生命权的不平等，需要整体性的法律治理。6月21日，警方接到举报，发现李思怡已经死亡多日。一方面，严格解释死刑规范的准确涵义，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有着基础性作用。

对生命权予以平等保护，是法律应当且必须持守的对于生命的伦理关怀。但是，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种种局限，现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对生命权的漠视、伤害乃至进犯的现象随处可见，使得生命权的平等面临着重重困境。参见周臣孚、鹿荫棠编：《邮政法释疑》，人民邮电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8页。

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我国第一次在法律层面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案件类型、批准决定时效、延长批准决定的程序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是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但在电子通信、网络通信的环境下，通信网络应用层、运输层、网络层和数据链路层中还产生了大量的电子通信元数据。如果通过通信记录上的通话时间、通话时长、结束时间等信息，则能够大致推知不同通信主体的私人关系、作息时间甚至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等信息。这一逻辑是判断争议事件是否属于通信秘密保护范围时的常见错误。

（二）通信状态作为通信秘密保护范围的价值基础 通信秘密以保护私生活自由，保护特定人之间交流的内容不让其他人知道为主要目的。原因在于，《宪法》第40条第一句已然表达出马识途所主张的对通信权进行法律保留的意涵，第二句的内涵是在前句基础上对限制公民通信权的本质内容所做的加重法律保留，无法为非依法律不得妨害的内涵所囊括。

[10]《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档案管理暂行办法》（法〔2013〕283号）第8条涉及元数据的内涵：电子诉讼文件元数据是描述电子诉讼文件的内容、结构、背景和管理过程的数据。[23]1983年《邮政法》的主要起草人周臣孚指出《宪法》上的通信权与文革的联系：虽然我国早已颁布了宪法，且又明文规定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三）通信秘密的三重结构 在厘清了《宪法》第40条中所严格禁止的侵犯公民通信秘密的规范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对《宪法》第40条提出一种不同于宪法完全保留说的规范解读。从通信的文义和通信秘密条款的规范价值出发，通信状态属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

[6]参见张杰、李长喜：《通信秘密法律保护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年第2期。参见杜强强：《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不属于宪法上的通信检查》，载《法学》2019年第12期。《宪法》第40条第二句的规范内涵可以整体解释为，除因国家安全或者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对通信进行检查，合法地限制通信权的核心领域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检查公民通信，非法地限制公民通信权的核心领域，尤其是对公民的通信内容秘密进行限制。笔者认为，有三种电子通信元数据不符合通信状态的实质内涵，只能落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或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五、通信秘密的立法形成与限制方式 明确了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和《宪法》第40条的规范结构之后，需要从立法形成和限制方式两个层面展开通信秘密条款。只有通过立法对通信秘密具体化，具体形成了通信秘密的内涵，才有通信秘密限制，即法律保留层面的问题。

在明确了通信秘密规范结构的基础上，应当推进宪法与部门法的互动，在一般法律保留和加重法律保留的层面，为国家机关采集、处理公民电子通信元数据进行制度设计，实现合宪性法秩序的整体融贯。2.实质层面：侵犯限制通信秘密的核心领域 《宪法》第40条第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意味着通信秘密有待立法形成且属于宪法明确规定需要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

在规范层面，首先需要对通信状态是否属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进行分析。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中，可以明确将电子通信元数据作为法律规范的对象，从而激活非通信秘密核心领域的电子通信元数据的公共性价值。[39]但这一主张最终并未被制宪者采纳。但这些电子通信元数据并未服务于任何实质性的通信活动，不具备通信中思想和观念的要素，只是单纯的通信网络的链接，故而也不应纳入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如若必须对公民通信权的核心领域进行限制，必须受到理由要件主体要件程序要件的宪法约束。从逻辑上而言，通信而非秘密是通信秘密保障的逻辑前提，换言之，是否属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需要判断的核心内容为是否为通信，而非是否为秘密，凡属通信都属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

[23]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3条规定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本人的人身安全等原因，可以对未成年人的邮件、电子邮件或其他网络通讯内容进行检查。

电子通信网络基本结构主要分为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和数据链路层，其中应用层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应用层，表示层和会话层，数据链路层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数据链路层与物理层。有学者已经关注到不同的基本权利限制方式的不同之处。

波梅兰茨将其明确定义为对某个潜在的信息性对象做出的陈述。《宪法》第40条具有立法形成—一般法律保留—加重法律保留的三层次规范结构，而非完全宪法保留模式。

[45]检查公民通信的典型手段便是技术侦查，包括电话监听、邮件秘密检查等措施。因此，从宪法文本层面需要首先厘清何为通信。[4]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33]张翔：《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

摘要:  对宪法上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和限制方式的精细化研究，在回应部门法实践问题和推动宪法基本权利理论体系研究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同理，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办理关于国家安全和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或监察委员会在办理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如果仅需调取公民通信记录等电子通信元数据，而无涉通信内容以及行踪类管理性电子通信元数据，则无关乎宪法加重法律保留事项，不必采取技术侦查或技术调查措施。

[48]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19年12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1期。换言之，通讯记录等内容只是电子通信元数据经过应用层的转换，在程序界面展现为特定语义单位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在物理层以比特为单位，在链路层以帧为单位，在网络层以分组为单位进行传输，不能认为这些数据无法为人工所直接识读就不属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

[3]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页。[38] 《宪法》第40条第二句是在对通信权法律保留的基础上对限制通信权的核心领域的行为进行加重法律保留，强化通信权保障的密度。

1967年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公安六条》）第2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查阅公民通信记录为例。[36]张翔教授对通信权的研究也指出：制宪者希望给予最为严格标准保护的只是通信内容，而所谓的检查通信就是指获取通信的具体内容信息。《宪法》对于通信权的规定集中体现于第40条。

有学者主张通信内容秘密说：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仅为通信内容。[41]制宪者不是在一个无知之幕的背后起草宪法文本，公民通信手段逐渐多样，电信网络加速建设等社会背景不可避免地会作为制宪者起草《宪法》第40条时的前理解。

殷啸虎主编：《宪法学：原理与应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页。（一）电子通信元数据的类型与性质 按照用途，电子通信元数据可以分为描述性电子通信元数据、结构性电子通信元数据和管理性电子通信元数据。

这一条款为文革十年中大量组织和个人不经法律程序，检查、截留、控制通信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了防止宪法上的通信权被法律保留所挤压和相对化，宪法尤为重视对公民通信权的核心领域的保障，故而放弃了通信权一般法律保留一体适用的方案，而以更严格的要件对通信权部分领域的限制作出最低限度保留。